典当行


    典当行也称典当铺,以其资本规模,又有“典当铺”、“小押铺”与“代当店”三种类型。在旧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极不稳定,起起落落是常态,故典当行业能得蓬勃发展。有人用“臭豆腐”来形容典当行,臭豆腐初吃欲吐欲呕,但一经吃习惯,却又觉得闻之臭,吃之香。当铺也一样,在旧中国,就是有许多人家长时间靠典当过日子。
    典当行业不论是从门面、招牌、员工还是从经营方式上,都有其独特的行业特色和习俗:规模大的典当行或典当铺,因其所储藏的当押品,贵者价值连城。一旦有失,非但造成损失难以弥补,一旦引起索赔纠纷,还会影响信誉。因此,典当铺建筑与设施,便求坚固、完备、合理。存放贵重物品的首饰房,多建在天井中心,四面不靠街道,除经管人和副经理、坐柜伙计以外,就是当铺内的其他人员也不得人内。典当行的柜台特别高,比一般商号高出一尺以上,且只开一个小小的窗洞,典当者只能双手递进典当品无法进入店中,而且涂以黑漆,增添了几分神秘森严色彩。时属饶平隆眼城都,现属澄海莲华镇的宪章当,就属于这种类型。宪章当不是设于闹市,而是位于隆城乡不远不近仅一箭之遥的田野。其建筑有如一座庄园或城堡,有房数十间,用高高围墙将它围起来,到了夜间还有持枪更夫放哨巡逻。这样的典当行,没有官方或军方的参与,是不敢摆此气势的。实际上潮汕的许多大典当行,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都和当地土豪、士绅、军警、政界有联系,甚致有官僚资本参股加盟。宪章当沦陷期间成为日军兵营,解放后成为粮所及仓库。而号称地处潮、澄、饶、澳四县交汇处的东里镇,也是商贸繁荣之地,却只有小型小押铺而没有规模较大的当铺,可能和出于安全考虑有关。
    典当行的内部管理也极严,潮汕地区中型以上当铺,除经理(家长)外,另设司理一人,柜面二人(明、清称朝俸,民国以后也有称师傅、内柜、内家长),是负责鉴别典当物真伪的业务人员,在当铺的地位非常重要,其工资也比其他人高出许多;票台一人,负责写当票,登记押物;接货接包裹二人;后柜二人,均负责递送、领取典当物之职;还有伙夫一人;更大型的典当行,还设有负责看更巡夜的更夫和其他杂役。
    典当业务以当押时间长短分类,最长者为三年当,当金最高,其次为二年当,一年半当、一年当、半年当,最短者为一至三个月当。当金逐年递减。赎回当押物时需向当铺按月偿付利息,利息按当金10%计算。逾期无力赎回者,当押物归当铺所有,可以自行处理拍卖。
    在各行各业中,典当业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商业习俗的最忠诚执行者,其它行业习俗随时代而变,唯有典当行长期保持不变。除了刚才所说的门面和柜台外,还有它的招幌也是历传千年而不衰。所谓“招幌”,即是“招牌”与“幌子”的复合式通称。潮汕当铺的招牌特别醒目。通常是在特别显眼的地方,写上一个斗大的“当”、“典”、“押”字,然后在外面再上一个圆圈,成黑字白底,字的大小有四五尺见方。当铺招牌也与普通招牌有异,通常只书“某某典”、“某某当”、“某某押店”,在招牌上不再事夸张。不冠用文雅的店名铺号。至于招晃,潮汕地区当铺的招幌虽没有大城市大当铺那么讲究,但悬挂之风仍是有的。他们一般不树旗杆,有的在屋檐下斜插一根竹竿,竹竿末端挂一串木制铜钱,那情形,就如民国时期双十节期间各店铺和沿街居民住户,奉命于门前悬挂国旗以示庆祝,又如平常人家节日期间于门前县挂一串落地红彩色鞭炮,以便游行队伍经过时燃放一样的醒目,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招人关注。也有的将两串木制仿铜钱垂挂于写有斗大“当”字旁的墙壁上。
    典当者与受当者之间的交易,除按价值发给现金外,还有回执一张,称当票,为日后赎取押品之用,为典当之重要凭证,上写地址、品名、抵押期期限,利息计算,以及虫蛀霉烂,各安天命等语。在当票上所列的典当品名称,衣服不管新旧,一律写旧与破,字画称“烂纸片”,皮毛类称“虫咬破光板”,翡翠、玉石称“皮石”,鸡血石、田黄石等名石称“滑石”,黄金称“冲(充)金”,紫檀、酸枝木等家具称杂木等等。不过写归写,如果能到期赎回,取出的仍是原件,当铺员工绝少拿错赎物,这是他们练就的本事。此处行规还规定,典当物品如过期限不赎,典当行有权将其当押品变卖。但如既无力赎回,又不想变卖,可以逐月向典当行交纳月息,继续转票再当押。
    典当业源于佛寺,却没尊释迦牟尼为行业祖师,而是根据经营活动的现实需要选择直接与财富相关的财神和与保管物品相关的“火神”、“号神”为行业保护神,潮汕各当铺,皆有供奉“火神”和“号神”的神龛。号神就是鼠神(北方人则老鼠为“耗子”,“号”、“耗”谐音,此叫法也传到潮汕典当业)。最怕老鼠为害的典当铺,却奉老鼠为得业保护神以求助。
    新中国成立后,典当业便退出历史舞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一些大城市又开始出现了典当业,不过大多是由信托公司创办,与拍卖行配套。经营方式也透明公开,对各项典当品列出收费标准和保管费。在潮汕,目前有拍卖行,好象还未见有典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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